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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華日報】顧煥章:走在希望的田野上

2020-06-23來源:新華日報作者:胡 波 楊 麗 韓宗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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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農經學科研究一定要“頂天立地”

· 增加的收益抵償不了增加的投入,就有些得不償失

· 農業不搞現代化、機械化,永遠擺脫不了小農經濟、小生產

· 一切發明創造都是從幻想開始的

· 真理不怕重復,但重復并不是發現真理


學術小傳

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、博導,曾任南京農業大學農經系系主任,南京農業大學農業經濟與貿易學院副院長和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。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農林經濟管理學科組組長,教育部教材指導委員會委員、農經組組長,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,中國農業技術經濟學會副理事長,江蘇省農業經濟學會會長等職務。

作為中國農業技術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,他長期從事農業的技術進步和種植業的協調發展、以技術進步推進農業增長方式轉變、提高農業系統的整體效率和農業現代化等農業宏觀管理的問題研究,在農業經濟學領域進行了大量的開創性研究。

他先后主持了農業部“七五”“八五”“九五”等一系列重點課題共20余項,發表學術論文120余篇,撰寫和主編專著、教材20余部,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和部省級科技進步獎等20余項。1988年被農業部授予“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”稱號,1991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,1998年榮獲“中華農業科教獎”,2013年入選首屆“江蘇社科名家”,2018年被中國農業技術經濟學會授予“中國農業技術經濟研究終生成就獎”。


學術感言

我自1960年在南京農業大學畢業留校,從教50余年。對于當初學農和當教師這兩個選擇,我從不后悔。我有幸在南京農業大學這所學術根基深厚的農業名校學習和工作,特別要感謝我的恩師劉崧生教授。我在國內農經界擔任的學術職務,大多是繼任于他的,對于他和農經教育界前輩們的栽培,我銘記不忘。


奔著“廣告”學了農經

記者:您生于戰爭年代,當時的生活學習條件肯定很艱苦。

顧煥章:我是1934年“雙11”出生的,老家在鹽城阜寧縣蔡橋鎮。20世紀40年代初,正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,蘇北也是烽火遍地,民不聊生。父親因病過世,才30多歲,母親含辛茹苦帶著我和兩個妹妹,生活十分困難。在這危難的時刻,我們得到了大姨母的關照,1945年隨她同到上海,同大姨夫的兄弟和侄兒侄女們,一起住在南市盧家灣的一所房子里。雖然比較擁擠,但能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有個棲身之地,也真是不容易。

抗戰勝利后,在大姨夫的資助下,我得以就讀于上海培真小學、上海浦江中學和上青中學。解放以后,我中學沒畢業就參加工作,工作地點在松江,當時松江屬于江蘇省。我在松江專區的農林科(現在叫農業局)工作,開始是助理技術員,后來當了技術員。

1955年,機關里動員一批干部考大學,我參加了“松江中學高考復習班”,在松江中學讀了一年書,就是為了補高中的課程。1956年考大學,我當時是在蘇州考的,因為松江沒有考區,最終考入南京農學院(南京農業大學前身)農業經濟系。

記者:為什么您會選擇南農的農業經濟專業?

顧煥章:學習農業經濟專業有兩個原因:第一個原因是我在農業局工作,是農業技術員,對農業比較熟悉,所以這方面應該說有一定的基礎。第二個原因,南京農學院農業經濟系的廣告做得好。

記者:南農當時是怎么打廣告的?

顧煥章:說是廣告,其實就是當時學校的招生簡章。學校提出的培養目標是什么呢?就是培養國營農場場長、集體農莊主席和拖拉機站站長,我就奔著這個來的。因為我當時看了很多蘇聯電影,比如《幸福的生活》《拖拉機手》《鄉村女教師》。《紅莓花開》就是《幸福的生活》這部電影的插曲,當時幾乎人人會唱,傳唱至今。50年代的這些蘇聯電影都是講蘇聯集體農莊的故事。當時全國學習蘇聯,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,令我非常向往,所以就決心報考農業經濟專業。

記者:在上大學時,哪些事情給您留下了深刻印象?

顧煥章:1957年11月到1958年8月,南京農學院兩百多位師生都被下放到蘇北漣水縣勞動鍛煉,住在農民家里,實行三同(同吃、同住、同勞動)。我被分配到王集鄉五星三社第六生產隊,在那里呆了有大半年。關于“餓”的記憶,我終身難忘。我在王集住在一個生產隊長家里,每天三頓玉米稀飯,有時在粥里撈到幾個胡蘿卜就感到高興。每月到鄉里開會最開心,可以放開吃,不收糧票,我每次都吃到胃脹得難受為止。

我讀書的時候也算是個活躍分子。我參加過學校的廣播站,是編輯兼播音員,曾經主持過好幾屆學校運動大會。在體育方面,我是小口徑運動步槍射擊訓練班第一連連長。剛畢業做助教的時候,我還參加學生話劇團,演出過一個大型話劇,叫《年輕一代》,還有點小影響。我演一個廠長、老革命。

另外,我們每年過年、過節都要舉行舞會,甚至元旦通宵舞會。通宵舞會在什么地方舉行呢?就在水泥操場上面,把滑石粉一打,燈光一亮就可以跳舞。我跳舞不行,跳得不好,所以每次我都是放唱片。我們那屆的畢業典禮是在大禮堂舉行的,大禮堂后來翻蓋了,就是現在的第三食堂。

在我們讀書的時候,還有各種社團活動,相當多,包括詩會、繪畫等等各方面,其實不比現在差。大學生活還是很有意思的。

一場大辯論

記者:請您談談留校初期的工作情況。

顧煥章:留校以后,我在統計教研室,主要教學和研究的方向是“統計學原理與農業統計學”。除了上課以外,我還帶學生實習。年輕教師要帶實習生進行農村調查,包括統計調查、參加社會實踐活動。

我記得當時每年都到句容、溧陽搞年報。在年終的時候,每個縣、每個鄉、每個村都要搞生產報表,反映這一年生產的成績等等。我們就把學生帶過去,分派到各個鄉,幫他們一起搞,然后在這個基礎上整理一個統計分析報告。

每年夏收夏種時,我還要去江浦農場。那時候是拖拉機收割,每天要報進度,分析機械運行的情況。做農業機械化統計分析,就是對作業的進度、效率、產量等等進行統計分析,每天要分析進度。我的第一篇論文就是關于統計學的,題目叫《關于統計學的對象》,發表在《江海學刊》1962年第10期。

在我看來,農經學科研究一定要“頂天立地”。“頂天”就是國際上最先進的理論、最新的成果,要掌握。“立地”就是對中國的實際情況、對基層的情況要了解。究竟農村實際情況是怎樣的,不能蜻蜓點水,最好能夠深入下去,能夠真正了解實際情況。

記者:1977年以后,您進入了學術成果高產期。

顧煥章:1977年以后,我技術經濟研究方面的第一篇論文《太湖地區耕作制度經濟效果初探》,發表在《群眾論叢》1981年第1期。這篇文章的意義在什么地方呢?大概有兩方面:一方面,運用生產函數這種數量分析模型來分析耕作制度,也就是用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耕作制度的經濟效果,從方法論角度來說是有所創新的;另一方面,為江蘇農業種植制度“三改二”的政府決策提供了理論依據。

20世紀70年代,蘇南地區特別是蘇錫常地區基本都是雙季稻,百分之九十幾都是雙季稻三熟制,就是兩季稻加一季麥,這個產量要比稻麥兩熟制要高一點。所以大家都極力推崇這種耕作制度,認為雙季稻是“革命稻”。我們調查了太湖地區也就是蘇錫常地區13個縣10年的資料,最后得出的結論是:第一,這種雙季三熟制耕作制度雖然使得農作物有所增產,但增產幅度并不大,米的品質也下降了。第二,用工用本用肥大量增加。增加的收益抵償不了增加的投入,也就是投入產出比較低。而且,這種耕作制度造成地力衰退、生態環境破壞。從經濟效果的角度來講,有些得不償失。因此,我們覺得這種耕作制度不是一種很好的耕作制度,應該要改變。這個結論和當時推行的政策不一致,引起一場大辯論。當然這不僅僅是我這篇文章的功勞,但至少這篇文章有具體分析,而不是抽象的一般議論。

有了實際的數據、量化的分析,所以后來雙季稻制度很快就改變了。后續成果有《江蘇省太湖地區昆山縣三熟制比例經濟適合點問題的探討》,刊載在《南京農業大學學報》1981年第9期。1982年在全國性刊物《農業技術經濟》上發表的《徐淮地區施肥經濟效益探討》等等一系列文章,都是圍繞農業技術經濟問題,在全國產生了一定影響。

還有一篇文章《農業科研投資重點確定的經濟模型研究》,當時也比較有影響。就是研究農業科研投資的經濟模型,它是利用經濟剩余原理,建立了模型,然后研究投資的經濟效益大小,進行比較。當時國際上就是用這種方法來分析農業科研投資經濟效果,這篇文章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方面也有所創新。

記者:您在國內農業技術經濟研究領域做了很多開創性的工作。

顧煥章:農業技術經濟這個學科過去在中國沒有,國外有一個相近的學科,叫農業生產經濟學,它偏重于微觀分析、農場管理分析、生產函數分析等。我們把這套生產函數方法運用到技術經濟研究領域,這個大概是我們做得比較早吧,但這不是我們一家做,中國農科院、北京農業大學等也做了不少工作。

后來成立農業技術經濟學會,我是發起人之一,還擔任1990年全國統編教材、教育部“七五規劃”教材《農業技術經濟學》的主編。1997年,我得了兩個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,一個是這本教材,還有一個是農業經濟學科建設“高層次農業經濟管理人才培養的研究與實踐”。

農業現代化的四個層次

記者:您也是國內較早研究農業現代化問題的專家。

顧煥章: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,我就開始涉足農業現代化研究。1978年,我在省委宣傳部刊物《工農兵評論》上發表了一篇文章《加速農業現代化,促進農業高速度發展》,對農業現代化的概念、意義和內容做了比較全面的闡述。

我在《中國農村經濟》1997年第7期上發表了文章《論面向21世紀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十大關系》,探索了包括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、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、物質投入與科技投入等方面的問題。這篇文章涉及我對農業現代化研究20年的總結。1981年出版了《農業現代化》,書中除了講農業現代化重要性,還講農業現代化實現的途徑,特別是對發達地區農村經濟發展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,提出了新的見解。

記者:是什么樣的契機讓您關注中國農業現代化研究的?

顧煥章:開展農業現代化研究,主要是綜合各種因素來考慮。當時美國、日本、蘇聯農業現代化水平已經比較高了,從國外因素來講已經是一種潮流。大家也看得很清楚,農業不搞現代化、不搞機械化,永遠擺脫不了小農經濟、小生產。小生產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,而市場經濟、商品經濟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很難發展起來,也很難使農村走向富裕。從這一點看,當時沒多少爭議,中央也開始號召要實現四個現代化。

從宏觀的角度來看,實現農業現代化應該有四個層次:第一,生產手段的現代化,就是生產工具的現代化,這是很重要的。第二,組織體制的現代化,沒有體制的現代化,生產手段的現代化很難生下根來。第三,社會的現代化,就是不光農業、不光生產,包括銷售、市場也要現代化。第四,觀念的現代化,這是最高層次。就像我看現在很多大學質量的差別,不是樓蓋少了。樓蓋得都不差,實際上還是思想觀念的落差。

名師出“106”將

記者:您一共帶了106名研究生,能否談談研究生培養的一些心得體悟?

顧煥章:我從1986年晉升副教授以后就帶研究生了。1988年晉升為教授,1990年開始帶博士生。我的學生中,有一些很有意思,包括已經是博士導師,還到我這里拿個博士學位。我還曾經和中國經濟學的泰斗吳敬璉先生聯合招過兩個博士。另外,博士生蔣乃華(與李岳云教授合作指導)、常向陽獲全國優博論文獎,是很難得的。

我帶學生,首先看悟性,要有創造性,有棱角沒關系,四平八穩的人我不欣賞。一切發明創造都是從幻想開始的,沒有幻想,就沒有發明創造。還是要有質疑精神、批判精神、創新精神。

我上課允許學生打瞌睡,允許吃東西,但是你不能影響別人。我一直覺得,學習是靠主動的,我看重學生的學習能力、思維分析能力。一般來說,10年一過,原有的很多知識也都過時了。但是掌握了學習方法,就可以像海綿一樣不斷地吸水,就像拿到了一把打開知識大門的鑰匙,就可以登堂入室。我后來教農業技術經濟學,其實自己也沒有學過這門課,就是因為掌握了學習方法,還教出了一個終身成就獎。

當時,我對學生的博士論文提出四點要求,現在看來還是對的。第一,必須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和綜述。為什么?要想突破,首先要了解這個學科的前沿到底在什么地方。這就要求對一流的文獻、最新的文獻,必須掌握,而且要加以分析、概括、總結,形成比較系統的觀點。第二,必須在理論或者觀點上有所創新。真理不怕重復,但重復并不是發現真理。不可能全部都創新,能有一個兩個也不錯,但是必須要有,總要提出個新觀點。第三,必須運用當代先進的研究方法,這里主要是指數量分析方法。當時我們要求研究一般都要有模型,要量化分析,都是定性的、說道理的不行,要有根據。言之有理,論之有據,這個很重要。第四,對當前的重大現實問題能夠提出對策性的建議,歸根結底,我們研究的目的還是要解決實際問題。

在朋友圈寫文章

記者:您近期在關注哪些問題?

顧煥章:我現在都在微信朋友圈寫文章,朋友圈里有400多個好友,大多是我的學生。我是搞了一輩子農業的人,經過抗疫,我更加關注國家糧食安全。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,糧食是基礎的基礎。有人認為中國可以減少糧食生產,以工業產品換取糧食,這可能比自己種糧更有效益。我對此持反對態度。從國際貿易、國際分工角度看,糧食的確不一定要全部自己生產,但是從國際社會換取糧食的前提,是國際糧食充足且可以在國際市場自由流動,但現實是糧食貿易很可能成為國際政治的戰略武器,不能掉以輕心。中國有14億人口,中國的糧食問題主要靠自己,絕大部分要自給自足,要端好自己的“飯碗”。當然,有一部分可以通過國際市場置換,進行品種調劑,但一定不能反客為主。

我也關注農民,首先是農民的養老問題。我認為,要適當加大對農民養老的保障力度,讓老年人更有尊嚴地生活。涉及公益性的一些事業,比如養老、醫療、教育等,不能完全市場化。解決農民養老問題,必須靠國家、社會和養老機構有機協同。養老機構可以下滲到基層,要有養老專業人員。

當然農民養老問題只是農民問題的冰山一角。解決農民問題,工作千頭萬緒,歸納起來,主要有兩方面工作要做:一是要解決農村留守兒童、婦女和老人問題,即“3861部隊”;二是要確保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質量,幫助進城農民更好地融入城市。

我也關注農村。城市化進程是大勢所趨,人口總是在向經濟發達、就業機會多、生態環境好的地區流動。假如農村留不住人,農村空心化問題就無法解決。因此,要解決農村自身存在的很多問題:首先是生態環境,其次是交通,再次就是產業問題。農村留不住人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產業稀缺。我個人認為,農村不太適合大興工業,而應該主要發展第一、第三產業,后者包括養老、健康等產業,還要加快補齊醫療這塊短板。

記者:您對江蘇社科理論發展有何希望?

顧煥章:江蘇文化底蘊深厚,社科界比較活躍,和現實結合緊密。希望江蘇社科理論界加強對青年人才的培養,希望他們加快成長,能多出在全國有影響力、對現實重大問題提出深刻見解的青年理論家。

本報記者 胡 波 楊 麗

見習記者 韓宗峰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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